行業資訊
2018到2019，悲觀者悲觀，前行者前行
“8”是很多國人追捧的吉利數字，但逢“8”的年份卻常常不順。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出現了“保八”的口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國內汶川大地震，原本程序中的經濟出清被迫轉向，推出“四萬億計劃”并持續影響中國經濟多年；
2018年開局雄心壯志斗志昂揚，卻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下，既定發展步伐再次受到干擾，經濟下行壓力增加，朋友圈里很多人陷入焦慮與不安。
2018年出現的很多問題，并非到2018年才有，而是十幾年幾十年來一直都存在的。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一直處于相對不公平狀態，民營企業家經營活動罪與非罪問題也一直存在，包括美國對中國的很多指責也并非2018年才有。在2018年集中爆發，更多是因為中國的很多問題在發展中被忽視或者發展中變得不是問題了，而一旦經濟增速慢下來了，問題就集中暴露出來甚至激化起來。厲以寧說過“中國經濟就像騎自行車，不能太慢，太慢了就會倒下來”。經濟增長，對于這個成長中的大國極其重要！
好在2018年即將過去了，2019年即將到來。
在未來回顧歷史，對2018年的記錄一定少不了“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戰在2018年開打是令人意外的，2017年11月7日川普訪華帶著大禮包高高興興回去，沒過倆月就傳出美國開始對全世界開打貿易戰的消息。雖然中方并不想卷入，但這事不以中方意愿為轉移。
先是500億美元的商品，在中方對等反擊下加碼到1000億美元，又加碼到2000億美元。期間穿插著對中興的制裁與處罰，好不容易到年底兩國首腦會面達成了暫時的妥協，又出現了華為CFO被捕事件。或許中興和華為的事情本身與貿易摩擦關系不大可能是獨立事件，但在貿易摩擦大背景下，很難不被聯系到一起。中國的投資者們無比關注川普的twitter，每一條與中國相關的twitter都被各媒體、自媒體和微信群解讀著。
根據美方的統計，2017年中國出口美國5000多億美元商品，進口只有1300多億美元，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中方統計與美方數據上有些差異，但存在巨額貿易順差是確定的事。不過，美國開打貿易戰，巨額貿易逆差只是個借口而已，本質上是要遏制中國發展。這一點看看美國方面提出的條件，以及開出的征稅清單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充分利用WTO規則和有利的國際環境，在全體國民的辛勤努力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國力也不斷增強。不僅GDP的世界排名大幅提高到第二名，與美國的GDP總量差距快速縮小，更重要的是在包括5G、大數據、AI、量子計算機、可控核聚變、空間技術等很多重要領域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競爭或潛在競爭關系。
過去若干年中美在世界貿易體系內更大程度上是合作關系或上下游關系，美國創意——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美國保障著全球秩序的相對穩定。在合作關系框架內，中美是互利的，自然關系甚佳。巨額貿易逆差不是到了2017年才出現的，但誰會跟錢過不去呢？
而當合作關系發展成競爭關系時，有著競爭優勢的一方用各種方式限制另一方的發展就成為一種經常發生的事情。某種程度上，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與意識形態無關，與制度差異無關。美國歷史上限制過其他國家崛起，更早之前也被其他國家限制過，中國被美國限制發展，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已。貿易摩擦并不是持續韜光養晦就可以避免的，體量已經如此之大，藏是藏不住的了。
隨著經濟體系全球化發展，中美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主要國家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離不開世界，也離不開美國；同樣，世界也離不開中國，美國也離不開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閉關鎖國就可以過日子的時候了，世界其他國家也不可能選邊站完全孤立中國。貿易摩擦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影響巨大，美國經濟本身也不可避免受到影響。
換個角度看，貿易摩擦以及對中興的制裁，雖然短期內讓中國很難受，但是長期看未必不會也是一件好事。川普大規模全方位出手，能夠幫助中國清醒的認識差距繼續埋頭苦干，能刺激中國更好更快的發展，也能加速一些改革項目的落地。
兵來將擋，甚至不得不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可能是中國未來應對貿易摩擦的常態。除非中國放棄發展，全面休戰幾乎沒有可能；但升級到比2018年更緊張的態勢概率也會比較低，控制貿易戰烈度是必須的事；中美兩國關系將在持續摩擦中前行，直至有一方出現了全面壓倒性優勢。對于中國來說，最大的問題并不是貿易戰或者美國的遏制，自身的三大攻堅戰才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事。
“杠桿”是貫穿2018年的另一個關鍵詞。
2017年7月，全國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于推動經濟去杠桿，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要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抓好處置僵尸企業工作。”
2018年5月，央行發布《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8年1季度）》，首次提出了“穩杠桿”。7月《人民日報》定調經濟進入“穩杠桿”階段。10月央行行長易綱接受采訪時表示杠桿率已經平穩。
杠桿率高，意味著負債率高，借錢規模較大；去杠桿，意味著要降低負債率，收回借款控制發債規模，也就意味著資金緊縮。中國資本市場很大程度上是資金市，當資金緊縮時，資本市場出現下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杠桿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工具，杠桿本身并不是問題。在經濟增長階段，加杠桿是助力的，但當經濟下滑時，杠桿就會反噬。在經濟增長迅速時，資產收益率高于資金利率，增加負債獲得資金擴大規模，可以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這時加杠桿是助力的；當經濟增速下滑，缺少好的投資項目時，資產收益率也會下降，而當資產收益率低于資金利率，利息支出就會吃掉利潤，投資回報率進一步下滑。資金使用方會根據自己的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衡量可承擔的杠桿水平，并不存在統一的安全杠桿率之說。
中國經濟經歷了長期的高速發展，在這個階段，敢借錢、能借到錢的，都會發財；而進入轉型期經濟增速下降后，高負債就成了包袱，甚至可能導致資金鏈斷裂還不了錢；更不用說很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債務融資規模過大，已經出現了還款困難。對于國家而言，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是最重要的，在經濟增速下滑時主動去杠桿也就是當然的選項。
在去杠桿的過程中，只要不出現系統性風險，個別公司出現債務違約并不會影響去杠桿進程；P2P大規模違約蒸發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財富，也并不會導致整個金融體系出現風險。
真正的系統性風險在于資產價格的崩塌。包括股市房市在內的很多資產都是資金推動型上漲的，過多的資金虛增了資產估值。當資金撤出時，資產負債表左邊資產價格下跌的速度要快于右邊負債規模下降的速度，甚至可能出現出現了越去杠桿杠桿率越高的情形。一些股票出現斷崖式下跌，背后往往是這種情形，市場傳言廣東某區域資金在國慶后一周內蒸發了幾百億，就是杠桿反噬的情形。中國股市總體量還小，對經濟的影響也并不太大；如果蔓延到房市出現大幅下跌，經濟就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期，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房地產業高速發展，刺激和拉動著經濟；但經濟同時也被房地產綁架著，只能用時間換空間，慢慢消化風險。
去杠桿是真金白銀要收走資金，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也有著巨大阻力。去杠桿在實際執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經營風險高、信用度更低的民營企業受傷更為嚴重，反倒是原本應該要去杠桿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依然還能夠獲得貸款支持；很多借款主體準備不及，有些出現舊債到期新債不能續上導致資金鏈斷裂，有些短貸長用的資金規劃失當導致資金鏈斷裂，還有一些正常經營杠桿率不高的企業也受到了影響。
好在央行在階段性完成任務后及時調整貨幣政策，在杠桿率穩定后采用了“慢撒氣軟著陸”策略，市場資金穩定了，資本市場也就穩定了。
在2018年5月高層領導曾經說過“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做壞事是要付出代價的”，經歷過2015年股災和2018年去杠桿后，普通散戶、產業資本、各類型企業對杠桿的認識應該要更深刻了，靠加杠桿借錢博取超額收益將最終風險甩給銀行直至大到不能倒的時代也已經要過去了。
“消費”是2018年的一個熱點話題。
自進入2018年以來，自媒體朋友圈以及各證券分析師的報告就沒斷過對消費降級的討論。當經濟下行、股市下跌，尤其在預期認為未來經濟不樂觀時，大家看緊了錢包，約束了消費。
有人提出不同觀點，認為中國仍然處于整體上的消費升級階段；也有人認為中國市場正在走向消費分級，市場已分成不同維度，應分別制定相應銷售策略；年末又一篇《消費的岔路：一條M型回旋的河流》刷遍朋友圈，稱“M型”，金字塔兩端的人生活越來越好，而中產們在節節敗退。
孰是孰非？或許都有道理。中國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4,934元，盡管這只不過是月均5,411元的水平，而低收入組的年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前20%人口收入水平是后20%人口的10倍以上！中國人口總量約13.9億人，約為G7國家人口總數的1.8倍；中國20%的人口是2.78億人，略大于德英法意四國人口之和，除中國外只有印度和美國人口超過了2.78億人；10%的人口是1.39億人，除中國外世界上只有8個國家人口超過1.39億人；5%的人口是6950萬人，超過泰國、英法意的全國人口，除中國外世界上只有18個國家人口超過6950萬人。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整體的市場，但更是一個分層的市場，不同消費水平的人群規模都很龐大。某高端服裝公司老板稱能夠消費他們公司產品的人，在中國只有1000萬，但也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了，公司市占率并不高銷售額也有十幾億。而拼多多、抖音、快手的迅速崛起、OPPP與VIVO市占率的數據，讓北上廣深感覺良好的中產們真正意識到三線及以下城鎮鄉村消費能力之巨大。
消費降級并不是放棄品質要求，不是假冒偽劣產品橫行再現，而是消費者對性價比的追求大幅提高。即使手機支付便利了交易，各種分期付款刺激了交易，但消費者整體對收入增長預期的下降、甚至對收入穩定性安全性預期的下降，導致消費者更加關心產品性價比，同等性能下的價格敏感度大幅提升。對大多數廠商來說，要么提高產品性能、創新新的功能，要么就面臨著持續的降價壓力，或者打掉中間環節節約費用讓渡給消費者。所以大多數消費品行業上市公司股價2018年的表現都不理想，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8年消費市場值得說的還有車市與手機市場。中國汽車市場自2018年7月起已經連續五個月出現下降，有些月度的跌幅甚至超過10%；今年也將是30年來首次年度下跌，大眾汽車中國區首席執行官預計，到今年底中國整體乘用車市場將下滑4%至5%。手機市場2018年前11個月累計出貨量達到3.79億臺，同比下滑15.6%。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末全國私人轎車保有量為11416萬輛，全國總戶數也只有4億多戶，意味著平均每4戶家庭就有一輛私人轎車，這個保有量已經相當龐大；同樣的，2017年末6歲以上手機上網人數已達7.53億人，不算老人和孩子，這個比例也已經相當高了，身邊不少朋友都是常備兩臺手機了。也就是說，未來若干年，汽車和手機的消費市場，將更多從新增消費轉為更換消費，新車新機市場增長艱難，二手車二手機市場則會迅速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8年1-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4.51萬億元，同比增長9.1%；城鎮消費品零售額29.53萬億元，同比增長8.9%，鄉村消費品零售額4.98萬億元，增長10.2%。全國的消費市場總量相當巨大，即使不考慮增量，市場空間也足夠大。出口受阻、投資有限的情況下，消費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人們不是不愿意消費，而是越來越不愿意浪費，性價比要求提高了，對廠商的要求進一步提高了，這本質上并不是消費降級；人們不是不想買東西，而是在房產、醫療、教育、養老幾座大山壓迫下和收入預期下降時預算更收緊了，簡單說是沒錢消費，這就要求國家要想辦法降低生活必須成本支出，穩定就業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光降低個稅成本是遠遠不夠的。
2018年中國股市幾乎是一個單邊下跌市，內憂外患之下持續低迷。
滬指年初漲了一個月，到3587點后轉頭向下，在貿易戰和去杠桿的陰霾下跌跌不休，好不容易9月份終于月線漲了3.5%，美國股市又開始調整，到10月出現破位下跌跌破股災低點創出4年新低，在國家各種救市政策之下終于緩解跌幅，但依然處于低迷狀態不見起色，滬指成交量已經多次跌破千億元水平。
相比滬市最高點到最低點31.73%的跌幅，創業板要更慘一些，最高點到最低點跌幅高達50.5%，最低跌到千點以下，創出5年新低，最低日成交額不足400億。
中國GDP增速長期處于世界前列，但股市表現卻大相徑庭。GDP的增長并不代表上市公司凈利潤的增長，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未來發展預期弱，才是股價持續下滑的根本原因。
經過多年下跌后，A股市場的市盈率水平依然相對較高，滬市平均市盈率13倍，但其中有著大量權重高市盈率低的金融股；中小板平均市盈率在20倍以上，創業板平均市盈率在30倍以上，50倍、80倍甚至過百倍市盈率的公司依然比比皆是。創業板中超過50%的公司年盈利額不到一個億，30%的公司年盈利額不到5000萬。而美股經歷了連續多年的牛市后，納斯達克的平均市盈率也只有30倍出頭，和經過多年下跌的創業板市盈率相當。
A股上市公司已經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的代表了，A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弱，也是反映著中國GDP質量相對較弱。GDP規模上去了，但質量并沒有跟著上去，而且過去的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也難以為繼，所以國家才提出經濟轉型。股市走強，根子上還得靠上市公司自身質地走強，如果只是資金推動，潮水退去依然是一地雞毛。
除了經濟環境的內憂外患，監管加強也是2018年股市低迷的推手之一。由于上市公司質地有限，投資回報率不夠，只能博取差價，也就是炒股票。2016年以來，監管部門一方面逐漸加大了對股票操縱和內幕交易的監管，對于股票操縱采用了預防式監管措施，另一方面對上市公司融資進行了約束和規范。監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客觀上導致了市場活力下降賺錢效應不再，而上市公司也陷入了融資難困境。10月底證監會出了3點聲明，表示“減少對交易環節的不必要干預”，市場應聲而起，但緊接著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爆炒概念股和殼股。監管對明目張膽的操縱違法行為不可能置之不理，而市場也就在內外壓力下繼續低迷調整著。
其實監管部門對于股票操縱行為，完全可以事后監管，所有的交易和資金流水記錄都在系統中留痕，證據并不會因為時間流逝而湮滅，證據確鑿該罰就罰嘛，連沒帶罰也是給國家財政作出貢獻，相關違法違規人員心甘情愿“為國操盤”，就讓他們折騰好了。
貿易摩擦背景下，人民幣匯率成為2018年的一個焦點。
2018年初人民幣兌美元還是持續升值的，到3月份離岸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一度觸及6.2336，較上年末升值了4.7%。突如其來的貿易摩擦，美元指數出現飆升，人民幣匯率出現了V型反轉，接連突破整數位關口，8月離岸匯率一度達到6.9584，10月11月再度超過6.9最高觸及6.9803，與2017年1月高點6.9874僅差71個基點。市場一直預期人民幣匯率會破7，但就是破不了！
人民幣貶值更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太強勁，美國加息減稅經濟增長超預期，全球資金回流導致美元指數一路上漲，年末較年初低點漲幅超過了10%。除了美元以外，人民幣兌歐元、日元、英鎊等主要外匯的匯率基本保持穩定，最大波幅也不到6個百分點，全年下來漲跌幅都不到2個百分點。
客觀上，人民幣貶值部分抵消了貿易戰加征的關稅影響，按照美元計價的出口額增速下降了10個百分點之多，但按照人民幣計價的出口額增速依然保持較高水平。有利于出口的另一面就是進口成本加大，而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是石油、糧食、電子元器件等大宗貨品，進口成本增加也意味著未來國內通脹壓力的增大。
人民幣貶值幅度尚在可接受范圍內，2018年貨幣崩潰的國家都有好幾個。美元兌土耳其里拉升值一度超過80%、兌阿根廷比索升值一度超過50%，匯率大幅貶值導致資本大幅外流，土耳其、阿根廷等國經濟受到劇烈震動。
7，是個重要的心理關口，2016年底2017年初那波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破7，2018年這波也沒有破7，未來會不會破7？還是一定不會破？未來的事情無法預測，誰也說不準。但是，可以預見的是，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類似土耳其里拉或阿根廷比索那樣的崩潰式下跌。
中國雖然外匯儲備雄厚，但如果完全放開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可能并不足以應對暴跌帶來的擠兌潮。真正能抵抗人民幣大幅下跌的，還是中國的實體經濟本身。中國是少數工業門類健全的經濟體，制造業強大出口創匯能力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主要經濟體并不樂于見到人民幣大幅貶值。另外，中國外債規模較小，2018年2季度末，中國外債規模僅1.87萬億美元，而同時點外匯儲備規模超過3萬億美元，外債壓力并不大，而中國國內資產變現成美元再流出國境的難度相當大，不太可能出現擠兌潮。
至于資本外流問題，資本是逐利的，流入與流出取決于是否有利可圖。隨著國際貿易和全球化的發展，一百多年來，資本隨著各大類工業產品生產轉移一直在全球進行著轉移，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從歐美轉移到日韓，從日韓轉移到中國，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東歐、非洲，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實上，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事情。隨著用工成本上升、環保要求提高，很多傳統加工產業一直在試圖尋找著產業轉移。早在十年前，筆者服務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已經試點在柬埔寨設廠了，國家推行“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也是主動在做產業轉移，貿易摩擦改變的是產業轉移的速度而不是方向。在有些人焦慮著中國制造的產業鏈要轉移到東南亞的時候，特斯拉剛剛成功摘得上海臨港1300畝工業用地要建廠。產業轉移一直都是現在進行時，進進出出很正常。產業轉移并不會必然導致轉出國衰落，英美歐日韓還是很發達，不必過慮產業轉移問題，也同樣不必過慮資本外流問題。
2018年，對于民營企業家門來說，可謂是酸甜苦辣俱全；2018年也可能會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如果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民營企業體系，就沒有現代產業體系，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就是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體系內地位如此重要，任何政府或者執政黨都不可能在當下主動消滅或者削弱民營經濟，“兩個毫不動搖”是寫在各最高等級報告中的，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方針。
2018年上半年并沒有多少關于民營企業困難的報道，在國家經濟發展遇到內外壓力并存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時，稅收征管趨嚴、社保征收趨嚴以及去杠桿導致資金緊張，使得很多民營企業不堪重負。到了下半年，隨著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爆倉控股權轉讓給國有投資公司，所謂“國進民退”的話題逐漸熱炒了起來。
盡管國家均在不同場合表態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但是依然扭轉不了民營企業的信心。直到11月1日國家領導人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各部門陸續出臺了若干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相關討論才逐漸平息下來。
客觀說，民營企業發展遇到困難是正常的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一部分民營企業經營比較粗放，熱衷于鋪攤子、上規模，負債過高，在環保、社保、質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規范、不穩健甚至不合規合法的問題，在加強監管執法的背景下必然會面臨很大壓力”。
大多數民營企業并沒有現代管理制度，為存活而努力野蠻生長著，做大了很多是因為抓住了機遇成為殘酷進化過程中的幸存者而并非出于設計，環境發生變化了存活壓力就變大了，甚至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會成為繼續發展的障礙，所謂“成功是成功者的墓志銘”。大量的民營企業活不了幾年就死去了，是市場正常的新陳代謝。
一些民營企業做大了，國有企業有的很多毛病一樣也不缺。任人唯親、一言堂、官僚化、權力平衡、貪污受賄、浪費嚴重、投資決策隨意性強……國有企業領導還有上級黨委和紀委監督著，而一些民營企業老板完全沒人監督，在企業里就像土皇帝甚至對法律法規都沒有敬畏之心。“民企”這個標簽并不天然代表正義，也不代表正確，不代表先進。
在2018年倒下的很多民營上市公司老板，并不是上市公司經營本身出了什么大問題，而是自己的投資和債務出了問題。有的是融資在外亂投項目出現了虧損，有的是融資維護股價導致資金鏈斷裂，有的甚至是受制減持新規不能直接減持而通過質押股權變相減持。所謂的國進民退，有一些也是老板甩包袱。座談會后各地國資成立了很多紓困基金，對暫時進入困境的民營企業予以救助，也出現了很多一邊紓困一邊股東減持跑路的事情，更不用說紓困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道德風險問題。
中國很多民營上市公司都是起步于改革開放之后，大多數民營上市公司老板是在2000年之前創業的，到改革開放40年之際，很多民營上市公司老板已經過了本可退休的年齡。據統計，A股上市公司董事長年齡超過70歲的77家上市公司中，只有7家是國資控股；董事長年齡超過65歲的221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5家是國資控股。超齡服役有些是老一代精力充沛還能繼續奮斗，有一些是年輕人已經躍躍欲試接班但老一代還戀棧權利。還有一些公司可能只是無奈沒人愿意接班了，尤其是一些相對傳統行業的民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長是個辛苦活，肩負著巨大壓力，如果看不到很好的行業前途，二代們不愿意接班的情形比較普遍。在北上廣深之外，職業經理人階層尚未形成，民營上市公司上市后更多是靠著之前創業打江山的一批老臣在支持的企業的發展，外來職業經理人很難真正融入公司，更不用說在關鍵崗位承擔責任。如果二代不愿意接班或者能力不濟，新一代的管理層不能順利接棒，若不能早早賣殼，上市公司前途堪憂！隨著創一代的集體老去，接班人問題會越來越成為民營上市公司的一個重要問題。
民營企業發展并不太需要特別的支持和關懷，特別對待的支持和關懷，一方面是對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其他企業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對民營企業自身發展也未必有利。民營企業更需要的是“去標簽化”和“中性競爭”，在沒有“民營企業”這個標簽的情形下，在市場中自由競爭，由市場作出選擇，生死無怨。
2018年，A股市場幾乎迎來了首批號稱“獨角獸”的新經濟公司。
3月30日，證監會公告了《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關于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若干意見的通知》，根據證監會的公告，“試點企業應當是符合國家戰略、掌握核心技術、市場認可度高，屬于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軟件和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且達到相當規模的創新企業。”
證監會和交易所迅速修訂完善相關制度，各頭部券商也積極搶得市場先機儲備了創新企業項目，華夏、易方達、南方、招商、匯添富、嘉實六家基金公司發行了6只戰略配售基金募資超過1000億準備好了糧草。創新企業上市可以說是“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市場傳言的首批試點企業包括京東、網易、百度、小米等多家知名企業，小米的CDR發行申請甚至已經走到了發審會關口。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小米國內上市之路在發審會前一夜止步。原計劃滬港兩地同時上市的小米，最終只是在香港單獨上市。有意思的是，今年港股IPO的新經濟企業大比例跌破發行價，小米發行價17港元，最低跌到了11.4港元。國內上市之路暫停，反而讓國內投資者規避了破發風險，戰略配售基金因為基金合同約定只能用于戰略配售，躲過了市場大跌而成為2018年最賺錢的基金。
市場上將創新企業稱為“獨角獸”，但其實真正的獨角獸一般指成立時間較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無論京東網易百度小米，還是今年上市的360、工業富聯、寧德時代、藥明康德、邁瑞醫療等公司，都已經成立很多年了，稱不上“獨角獸”。
關于創新企業上市，市場爭議聲很大。2014年阿里巴巴、京東、微博、陌陌等互聯網公司在美國成功IPO并上市，當時國內媒體就是一片熱議，為什么這些好公司不能在A股上市，遺憾好的上市資源流失海外。現在國家放開了口子，允許達到相當規模的創新企業在境內上市了，有些人卻稱“獨角獸”為“毒角獸”，真是“葉公好龍”般的諷刺。
全球資本市場對新經濟企業進行著爭奪競賽，紐交所、納斯達克、港交所都紛紛歡迎創新企業去上市，給創新企業提供各種便利通道。不僅僅是創新企業，對優質上市資源的爭奪，一直是各交易所最重要的工作，只有持續不斷的優質上市資源進入市場，市場內的整體上市公司質量才會更高。
小米的破發，有明星企業受追捧且發行時點在港股高位、發行價可能定高了的緣故，更大的原因是中國經濟走軟導致小米本身業績增速放緩和香港市場本身走熊所致，并非是為了割韭菜而來。完美錯過了移動互聯時代的360被爆炒到4000億元市值，然后大幅下跌讓投資者損失慘重，固然有實際流通盤比例過小的原因，但更反映了市場對新經濟公司的迫切期待，應該加速優質創新企業的上市而不是害怕。再說了，沒有了小米和其他CDR，韭菜們就不會被割么？
2018年，國內民營經濟普遍陷入困境之時，有不少民營新經濟代表成功在港美上市，而包括OFO在內的一些新經濟企業卻走向衰亡。
2018年是繼2014年之后的又一個中概股上市大年，從年初的愛奇藝、B站、平安好醫生，到年中的小米、拼多多、美團，直到年底的360金融、騰訊音樂，一批新經濟代表公司在香港和美國上市。
中國新經濟的代表很少是硬科技，更多是基于龐大人口基數的服務或應用型公司。這類公司的價值，不在于增強國力、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或者在世界處于領先水平，也不在于創造了什么高科技新產品，而在于真真切切的滿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便利性和生活水平。
大多數新經濟公司，起點于一個創意或者對國際國內同行的模仿，基于對用戶需求的響應，在龐大且聚集的用戶群中野蠻生長，并被用戶嚴格篩選和殘酷淘汰著，在快速的更新迭代過程中，尋找著可持續發展的盈利模式；資本被高速成長機會誘惑進場，同時又推動著公司和創業團隊往前發展。成功者獲得獎賞占據巔峰位置敲鐘鳴鑼，失敗者散盡資本從頭再來或者消失無影，但用戶的需求得到滿足成本得以降低。這就是最近幾年新經濟在中國發展的圖景，充分體現著市場的創造力、魅力與殘酷性。
在一眾新經濟公司敲鐘鳴鑼舉杯歡慶的同時，以OFO為代表的一些新經濟公司卻走向衰亡。曾經被某些媒體冠以“新四大發明”的共享單車，給很多城市帶來的是一片片的單車墳墓。當快速發展中依然找不到盈利模式，當現金流只能依賴資本方不斷輸血，一旦遭遇市場變故，新經濟公司的衰亡也是迅速的。根據相關媒體披露的數據，OFO累計融資總額超過100億人民幣，燒了100億還沒能燒成功，終于資本也失去了信心，OFO陷入困境訴訟纏身，連押金都退不出來了。從一些媒體披露出來的情況看，OFO的內部管理混亂，貪污浪費情況嚴重，高估值壓力下資本推動著快速成長而無暇顧忌內部管理，一輪輪估值不斷抬高融資難度也就越來越大，在資本的誘惑中迷失而崩潰。
客觀說，共享單車的出現，改變了城市很多人的出行方式，滿足了人們的需要，是有價值的。共享單車不僅僅是收取車費租金和車身廣告費，同時也因巨大的使用率而成為重要的流量入口和各生活場景的連接點。如果沒有資本推動幾家比著燒錢瘋狂擴張市場份額搶占絕對壟斷地位，或許不至于結局這么悲慘；但如果沒有資本推動，或許也早就死了。
新經濟公司的特點是沒有誰不可或缺或者不可替代，只要能滿足用戶需要，有存在價值，總有新的公司再成長起來。想做到壟斷而不可替代，真是太難了。連騰訊阿里如此巨大規模的龍頭企業，都在擔心著某一天被替代而死去，更不用說規模較小的企業了。創業者們就像希臘神話的西西弗斯，只能不停向前向前。
科創板和注冊制是2018年底的熱點話題。
2018年11月5日，首屆中國進口博覽會上傳出大消息：“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不斷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
消息一出，A股市場的一二級市場參與者（包括投資者、各創投公司、想上市的老板們、投行等中介機構、媒體自媒體）都躁動起來了。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各種消息傳言滿天飛，沾邊概念的股票被爆炒，甚至有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喊出了1萬家掛牌企業的神話。
國家要推科創板，顯然與之前推動戰略新興板和創新企業上市的思路是一貫的，目的是為了“助力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升，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2015年籌劃的戰略新興板和注冊制因為股災而擱淺，2018年創新企業上市計劃也因證券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而停滯。在突入其來的貿易摩擦尤其是中興通訊受制裁的刺激下，國家必須要加大投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升，而開一個新板塊，推動相關企業迅速上市，借助資本市場力量做大做強，成為應有之意。
市場對科創板最大的擔心不是增加一個新通道，而是大幅擴容。但創業板推出9年才700多家，中小板14年了還不到1000家，就這都還覺得好多公司都是水貨不該上市的。實際上有點投資價值的上市資源就那么多，不可能大批量涌現，多設個板塊更多的作用是分流意義大于引流意義，所以科創板并不會帶來大擴容。
注冊制的審核并無成規，3年前上交所研究過注冊制，當時討論過的方案之一，就是注冊制的發行審核具體工作由交易所完成，之后報證監會注冊。注冊制最終希望的是形成市場約束，但在市場約束成熟之前，注冊制下也不會不審。板塊開設起來成功運行，比爛放公司最后一地雞毛更有意義，不會發展成像新三板那樣的。
科創板是一個新開的板塊，改革往往是從增量開始而不是存量開始。T+0、取消漲跌幅限制、股價波動調節機制等交易機制均可能在科創板開始進行改革。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功能是交易功能而非融資功能，交易發現價值，價值帶動融資。對科創板和注冊制的期待，從2018將持續到2019。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通過改革實現了40年快速增長，也積累了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來解決。在經濟下行的日子里，全國上下全年都在關注新的改革舉措。
改革開放40年，在普通勞動者、企業家創業者、各級政府領導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取得了偉大成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夸張的說，每十年發生的變化都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改革開放成就相關的文章汗牛充棟，不必在此贅述。
毋庸諱言，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發展還存在各種問題，24字的社會主義價值觀還有很多有待充分實現，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堅戰還任務艱巨，房市、醫療、教育、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還需要解決……關于中國存在的各種社會、經濟甚至體制方面的問題相關的文章也是不可勝數，在此也不贅述。
在此要說的是改革愿望與實際落地的矛盾問題。
我們都知道解放思想就能解放生產力，都知道華北東北領導和群眾觀念落后是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千年以來形成的官僚體系和官民意識短期內能改變多少？鄉村縣城小城市甚至省會城市依然是未被真正沖擊打散的熟人社會和人情關系社會，距離法治化市場化的現代社會關系還有著多大距離？法治化市場化的改革愿望要如何落地？
我們都知道農村靠土地產出很難致富城市化才是長久之計，在很多地方鄉村振興長遠來看可能會因為人口的遷移而變成無用功。近20年來平均每年城鎮人口增加超過2000萬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依然還有5.7億人生活在農村，城鎮化率達到58.5%并不是城市化率達到這么高，很多人只是從農村到了鎮上而已。就算城鎮化率達到80%，還會有近3億人生活在農村。而按照每年2000萬人的遷移速度，至少還需要十幾年時間才能達到80%城鎮化率的水平。那么這十幾年時間，農村怎么辦？幾億農民就應該繼續窮著？人口遷移也是有能力的人先遷走了，剩余人口可能會陷入更大的困境，甚至可能再度返貧，怎么辦？80%城鎮化率意味著11億人在城鎮生活，中國總共也就300多座城市，意味著千萬以上城市人口的城市要有50多個而現在只有北上廣深津成渝7個，特大城市的管理又是新的問題。
我們都痛恨污染，對影響健康的嚴重霧霾可謂深惡痛絕，對于污染制造者恨不得繩之以法。嚴格的環保限產下，地方經濟很快陷入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生存壓力更大；取消了一刀切的控制，一旦沒風霧霾立刻就籠罩小半個中國。人們需要清潔的空氣和水需要美好的環境，但眾多競爭力低下加上環境改造成本就虧損的企業，依然在養活著幾個億的勞動力。在就業與稅收面前，地方政府如何不對污染讓步？
我們都痛恨假冒偽劣產品，都知道要保護知識產權。但是中國有14億人口，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才18,322元，月均才1500元；農村人均消費支出才10,955元月均還不到1000元；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為22,408元，月均不到2000元，而中位數的意思是有接近7億人在此水平線之下！假冒偽劣產品是給正牌廠家帶來了巨大損失，甚至給人民群眾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傷害，但是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數億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也是有市場存在的基礎，數億人沒錢消費正品。全部取締假冒偽劣產品的代價可能是物價上漲生活成本上升。在假冒偽劣產品和人民群眾的需求之間要如何做出政策選擇？更不用說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廠商也是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并創造著大量稅收的。
我們都知道公務員太多、財政供養負擔沉重壓制了減稅空間，公務員太多行政管制太多降低了市場效率，減少行政管制壓縮政府部門裁撤公務員是改革的重點難點，精兵簡政呼吁了幾十年了都。但大幅裁撤公務員意味著大量失業，在經濟下行階段大量失業會產生嚴重后果。這兩年公務員體系內很多人出走下海或創業，但能走的更多是優秀人才，有些部門剩下的不少人再就業能力都堪憂，趕都趕不走。更不用說裁撤公務員需要各級政府去具體落地和推行，哪個部門會在自己頭上動刀子呢？要求裁撤公務員是普遍呼聲，但怎么落實是個巨大的難題。
我們都知道社會治理一定要走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法制建設方針是4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但是在實務中呢？捫心自問如果自己成為執法者，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能夠排除人情干擾做到全面嚴格執法嗎？能夠面對失業、稅收和社會穩定壓力做到全面嚴格執法嗎？
……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以上各條，并不是在找借口，也不是說不要改革，而是要認清改革的基礎和困難。所有的改革都需要落地才有效，所有的美好理論都有假設條件，而現實與假設條件是存在差異的。理想化的政策，如果不能落地，那也只能是空中樓閣。
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改革不可能再利好所有人，必然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也必然有著各種阻力，所謂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硬沖過去，可能激化矛盾；尋找阻力最小的路徑繞行向前，但總有邁不過的坎要攻關。其間的平衡點難以掌握，全局的穩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問題要靠改革與發展來解決，但發展又會產生新的問題。有些問題需要立即解決，有些問題最終要靠時間來解決。沒有那么多只爭朝夕，沒有那么多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沒有那么多不改國家就要崩潰的事。重要的是改革的方向不要出現偏差，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堅定信念積跬步致千里。
2019年是建國70周年的紀念年份，2019年依然困難重重，但又承載著前行的希望。
困難重重的2019
2018年給中國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的不利因素并沒有消失，2019年依舊困難重重。
對外貿易與國際環境難以改善
盡管中國領導人為了發展大局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讓步，貿易摩擦可能會有所緩解，但由于中美兩國越來越多領域從合作走向競爭，美國整體上對中國的態度轉向視作戰略對手，注定了貿易戰和限制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相關措施不可能輕易結束。中美貿易摩擦將進入持久戰階段，談談打打、邊談邊打、反反復復，可能會成為2019年及之后若干年中美經貿關系的主旋律。不過，最激烈的階段可能已經過去了，中國當前并沒有能力與美國全面抗衡，只能被迫妥協和讓步，畢竟國內自身發展更為重要。
除了中美直接對抗外，美國也在逼迫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選邊站隊，中國面臨的國際經貿環境將持續困難。盡管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的比例并不高，盡管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較十年前已經大幅下降，但在經濟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對外貿易受影響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
消費難振
出口受影響的情況下，國家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擔不可避免落在消費上，2018年還修訂了個人所得稅法，對絕大多數人群大幅減免了個人所得稅。但是，在經濟增速預期較低、個人收入水平增長有限的情形下，在“六個錢包”的家庭財產被房產套牢的情況下，消費增速大幅提高的難度依然很大，熬過冬天可能會成為更多民眾的選擇。
投資拉動有限
2019年，以高鐵為代表基建是重頭戲，2017年末高鐵運營里程還不到全國鐵路運營里程的20%，各地方政府積極投入修建高鐵的事業中。除了修高鐵，還有高速、機場、地鐵等多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正在施工或即將開工。但是，受制于整體債務負擔和財政赤字壓力，基礎設施投資更多是在補短板方面，期望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拉動GDP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
至于眾人關注的房地產，自中央提出“房住不炒”以來，房地產業一直處在宏觀調控政策限制內。即使經濟走軟，中央也并未大幅放松房地產業，讓房地產再次拉動經濟。房地產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太大了，用時間換空間方式的調整，估計還得幾年，在2019年不會大放松。除非經濟已經無可救藥，房地產這個飲鴆止渴的大殺器恐怕不會再度啟用。另一方面，中國城市化進程仍然在進行中，每年城鎮新增人口依然超過2000萬人，房地產業繼續大幅下滑的空間也并不大，個別人口凈流出的城市則面臨很大壓力。
制造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持續困難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國經濟轉型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就意味著傳統的低端勞動密集性、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簡單加工業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資本金不足靠借錢擴張的模式也將逐漸終結，很多產業將流向東南亞、非洲甚至東歐。除了低端制造業，國家在稅收、社保、環保、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的監管加強，意味著大量雖然已經有相當規模，但靠不規范生產經營才維持在盈虧平衡線上的公司將出現經營困難。大量制造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因監管嚴格或者競爭力下降將出現持續困難甚至關門。即使減稅可以對企業運營成本有所降低，但整個國家的轉型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唯一的問題在于就業壓力下力度會有多大。
中國高速增長40年，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9.5%，市場機會之大，讓很多企業都能夠存活在市場中，其中有一些早該被市場淘汰，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茍延殘喘著。2008年曾經有機會出清一次，但被國際金融危機打斷了；2018年又是一次出清機會，但被貿易摩擦打斷了；該死不能死，新陳代謝紊亂，并不利于長期發展，而出清的過程在短期內又是相當痛苦的。
就業問題壓力山大
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出現騷亂，幾乎無不與高失業率相關。所以失業壓力，是政府最為關注的事情，比經濟增長速度、增長質量更為關注。有工干，才有錢拿；有錢拿，才有飯吃；有飯吃，就不會鬧事；就業就是最大的民生！2018年12月初，國務院印發《關于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就業工作的若干意見》，也體現了對就業問題的關注。
盡管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龐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每年有超過1300萬人口進入就業市場。毫無疑問，出口和消費兩大領域相關就業人口數量巨大，而出口和消費增速下降不僅意味著新增就業受影響，既有就業崗位也有著巨大的失業壓力。
隨著大數據和AI的發展，從簡單重復性的體力勞動到相對高端的財務金融甚至醫療教育行業，勞動力在越來越多不需要創意創新創造的領域將被機器或軟件替代。與機器或軟件相比，人會累、會請假或偷懶、會有情緒波動、會犯錯誤、會要求漲工資或者可能罷工，而機器或者軟件除了價格上可能貴一些，其他都不會有，效率上還比人要高。而一旦成本上相比不占優勢，勞動力被機器或軟件替代將成為企業主們的必然選擇。
很多用人單位在招人時都明文規定只招35歲以下的人：年輕人身體上更有精力，頭腦上更有活力，更能沒有牽絆地快速掌握新技能、適應新環境；35歲以上意味著上有老下有小還有房貸壓力在，很難全身心投入工作，工資水平還要比年輕人更高。在經濟不景氣階段，率先感受到失業壓力的是35歲以上的人群，尤其是還沒在管理或領導崗位，從事著重復性事務性工作的人。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統計，2017年末35歲-44歲的人口比例為14.87%，人口總數超過2億。
除了新增就業壓力和失業壓力，近幾年另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出路是“萬眾創業”。然而，隨著資本進入寒冬，創業資本規模收縮，創業者得到資金支持也就更難了。靠大規模創業緩解就業壓力并不樂觀。
就業壓力問題不僅在2019年會有，在未來若干年都將持續存在。
金融風險未出清潛在隱患尚存
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環節，中國金融業的核心是商業銀行，只要主要商業銀行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整個中國金融業出現系統性風險影響中國經濟的概率不大。銀行業的最大風險來自于壞賬率，經歷多年資本支持型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整體負債規模已經很大，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時，相應的壞賬風險也就逐漸暴露了。這是中央去杠桿以及把“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的重要原因。
去杠桿是個長期的任務，2018年去杠桿進程被貿易戰打斷節奏放緩，但金融風險并未出清潛在隱患尚存。央行易行長說宏觀杠桿率已經穩定，之后是“慢撒氣軟著陸”。這意味著暴力去杠桿結束了，但長期看杠桿率將持續緩慢降低。放水加杠桿用資金推動經濟發展的時代可能短期不再有了，缺少資金推動，2019年經濟增速不會很快。
不斷提高的開放度和無可替代的國際產業鏈地位
盡管受到美國的約束、限制、甚至孤立化，但正如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說：“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啟示我們：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的經濟發展受益于對外開放，不可能主動選擇把自己封閉起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這就意味著中國產品本身已經具有了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或許某些領域某些產品與國外產品還有相當的差距，某些產品只是在國內進行組裝，但大多數門類的大多數產品的中國制造已經不用擔心被沖垮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證明，開放度越高的領域，中國制造產品的競爭力越強，越是保護則競爭力越弱。
中美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進口比例達到21.6%）和第三大出口國；中國是歐盟最大的進口國（進口比例超過20%）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是日本最大的進口國（進口比例達到24.5%）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是韓國最大的進口國（進口占比達到20.5%）和最大的出口國；2017年全球貨物出口總規模達到17.73萬億美元，而中國的占比為12.76%。
某種程度上說，在國際產業鏈上，中國的整體地位是無可替代的。作為全球供應商，世界主要經濟體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可以完全替代中國的新供應商。建造廠房需要時間、配套產業鏈轉移需要時間、熟練勞動力培養也需要時間，中國如此大規模的出口產能，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單獨或者聯合吃下來。產業轉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在整個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還無可替代。
2017年中國進口總額達到1.84萬億美元，2018年1-11月增長到1.97萬億美元。沒有哪個世界主要貿易國愿意主動放棄與中國做生意的機會，美國也不可能把中國要采購的貨物給接下來。
所以，中國不會主動封閉自己，全球也事實上不可能封閉和孤立中國。當今世界早已過了冷戰時期巨幕兩邊可以幾乎無往來的時代了，早已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在巨大的相互利益基礎上，盡管中國面臨的國際經貿環境可能會出現一定壓力，但是不可能差到一些人所想象的回到冷戰時代的。
經濟體量世界第二，自身內部機會多多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體量已經成長到世界第二，雖然與美國還有巨大差距，雖然人均GDP還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但是總量上已經超過了排名第3-5位的日本、德國、英國之和。
如此大的經濟體量，意味著經濟活動的基礎水平已經到了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就如同人體的基礎代謝一樣，大塊頭的人基礎代謝也會相對較高。滿足近14億人的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等基本需求，就已經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數字了。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福祉，只是掙錢不會花錢幸福度未必提高。
資金流轉起來人口流動起來，經濟活力就會更強勁體現出來，不斷提升14億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度，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機會所在。
城市化進程持續
城市，意味著更好的公共基礎設施，更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更好的醫療衛生條件，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多的信息交流，更多的創新機會。工業革命后的世界經濟，相當大程度上是城市經濟。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更多的人從農村遷往城市，是被城市相對于農村更美好的生活吸引來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人為的遷徙。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城鎮化率已經接近60%，每年城鎮人口增長超過2000萬人依然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還只是城鎮化，離城市化還有相當的差距。
除了京滬兩個特大城市對常住人口規模進行了城市化發展空間有限外，大多數城市都在創造條件歡迎新增常住人口，在城市的落戶條件也大多已經完全放開了，除港澳臺地區外的國境內人口流動幾無限制。城市化不是因為建了房子，而是有活力有錢賺吸引人前來。人，才是城市活力的根本性因素。人民追逐著工作機會和美好環境遷移，經濟落后地區人口凈流出，經濟發達地區人口凈流入，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流入更多。發展較慢、首位度不夠的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還被中央巡視組批評。
人口將加速向長三角、珠三角、京津、成渝、武長、西鄭等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中，而城市化、城市群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相當一部分城市和大多數農村都面臨著人口流失，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會因為人口聚集在大城市而增長。
更大范圍的同城化發展
近十年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是高鐵，高鐵所產生的效益不僅是直接的車票收入，更大的效益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由于高鐵的存在，跨地區同城化發展才成為可能。
以上海為起點，高鐵一小時到達南京、杭州、鹽城、寧波（跨海高鐵通車后），兩小時到達合肥，三小時到達濟南、南昌，四小時到鄭州、武漢、福州；以北京為起點，高鐵一小時到達石家莊、濟南，兩個半小時到達太原、鄭州，3個半小時到達南京、沈陽，4個半小時到達西安、武漢；以廣州為起點，高鐵兩小時到達長沙，三小時到達南寧、四小時到達武漢、貴陽；而從深圳福田出發，15分鐘就可以抵達香港西九龍。
一小時內的同城化，意味著居住可以跨城；4小時以內的同城化，意味著早上出發抵達后開個會辦個事晚上還能回來。同城化不僅意味著降低居住生活和臨時住宿成本，更在于增加了交流機會碰撞出經濟機會：跨地區可辦可不辦的事，當天能來回就辦了，要住一晚上可能就不辦了。
2019年，更多條高鐵線路通車，更多城市被納入北上廣深4小時經濟圈之內，高鐵網絡更加密布，更多人口加速流動，城市間交流會更加密切，也會帶動經濟發展。
人口聚集對經濟的影響
無論是城市化，還是高鐵成網，形成的結果是人口聚集。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就意味著中國大城市多。城鎮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城市有200多個，超過200萬以上的城市有100多個，超過500萬以上的城市有33個，超過千萬的有7個。而美國沒有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紐約只有不到900萬人口，超過200萬的還有洛杉磯芝加哥休士頓三城，100萬以上人口可以排進全美前十！
中國聚集在城鎮中的人口超過8億人居世界第一，中國地域面積廣大從寒帶到熱帶各種地形地貌都有覆蓋，中國人群分層明顯從世界級富豪到全球貧困線以下共存與一個統一市場。這就意味著中國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新技術成熟化試驗場，可以提供各種類型的實體測試環境。近十幾年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從0到1的創造中國還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是從1到無窮的迭代進化與融合在中國會發展到極致。從0到1非常重要，但對于普通人來說，從1到無窮才是可以落地享受的技術。中國很多移動互聯的應用領先全球，根子上是在技術在中國試驗場的迭代進化與融合。
人口聚集，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機會多，意味著思想碰撞會更多，意味著新的創意會不斷出現，也意味著服務業有著巨大的市場機會，進而帶動經濟增長。
數據化、萬物互聯與AI
隨著移動互聯時代推進，通訊業即將進入5G時代，萬物互聯的數據化時代即將到來。按照李開復的說法，“大數據是人工智能時代的石油，而中國已經成為這個領域的沙特阿拉伯”，“發展AI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大量的、單一領域的、標注數據，我們已經具備，中國必然成為AI大國”。華為的5G技術世界領先，中國的數據積累與數據創造世界領先，AI技術的開發也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將是最先進入數據化、萬物互聯與AI的時代的大國之一。
數據化、萬物互聯與AI的價值，本質上是降本增效。通過大數據基礎上精準的相關性分析與預測，節約能源與物料、節約在途和庫存、優化生產流程和物流線路、提高生產和服務效率、精準識別客戶需求，從而提供性價比更高的產品和服務、提高市場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智慧社會將是未來世界競爭的焦點，這塊領域也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從“互聯網+”到“+互聯網”
最近幾年，“互聯網+”已經成為創新的熱點，以BAT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企業已經將觸角伸到經濟的方方面面，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越來越便利。
然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已經越來越成為像水電氣一樣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具。當互聯網進入工業和商業領域，從虛擬走向實體，就越來越發現其更多只是工具，或許在部分領域改變了業態或提高了效率，但在工業和商業本質規律上并沒有多少改變，互聯網巨頭們并不熟悉線下規律。
不可避免的，“互聯網+”要走向“+互聯網”，線上巨頭已經開始與線下龍頭企業相結合，助力線下龍頭企業的發展并獲得相應數據進一步提高效率，由線下實體利用工具遵循規律改造升級，而不是貿然改變線下實體的運行規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意味著互聯網發展形態進入3.0時代，從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機遇。
加大對上市公司的政策支持
上市公司是中國企業的優秀代表，是中國經濟的牛鼻子，上市公司多的地方，也是經濟發展更好的地方。
全國有3000多萬家企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超過37萬家，而A股上市公司只有3500多家，加上在香港和美國主要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也只有不到4000家。2017年上交所上市公司共繳納稅費2.38萬億元，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400萬個，支付職工薪酬2.42萬億元；2017年深圳市367家境內外上市公司貢獻稅收超過深圳市稅收總量的70%！
上市公司的價值，不僅僅是直接貢獻稅收和就業。很多上市公司是帶動著整個產業鏈發展的，華為CFO孟晚舟被扣，證券分析師們第一時間梳理出了可能受影響的華為產業鏈上的30多家上市公司名單。這些上市公司背后還牽連著更為龐大的產業鏈和更為龐大的就業人口。而3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所帶動的產業鏈和就業人口更為龐大。
除了在產業鏈中的帶動作用，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股東們還是重要的產業投資者，是產業資本的重要來源；是重要的產業整合者；還是職業經理人的黃埔軍校。
上市公司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相當強的帶動價值，上市公司發展得好，實體經濟就會發展得好。國家應當針對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東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大力支持上市公司發展。
減稅的刺激
2019年，傳說中的巨額減稅政策可能要落地了。
經濟下行期間，經濟界、企業界和輿論對減稅的呼聲不斷，國家已經表態“更大規模的減稅在路上”。市場普遍預期2019年可能會落地的減稅政策主要為：增值稅稅率三檔變兩檔，稅率為13%和5%；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5%降低到20%。
高稅率不僅是增加企業負擔，更大程度上是出現了普遍的違法行為導致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頭上始終懸著刑責的利劍。依法納稅意味著利潤稀薄企業競爭力下降，偷稅漏稅意味著違法隨時可能被查，企業家面臨左右為難局面。隨著金稅三期的全面實施，稅收征管越來越嚴格，無利可圖下很多原本只有微薄利潤的民營企業選擇關門也是合理選擇。
下調稅率，意味著減輕企業負擔，也會降低企業家違法意愿促進合法規范經營。如果稅率下調與市場預期一致，則有望對經濟增長給予較強的刺激，期盼政策早日落地。
當下的中國存在很多問題，有問題并不可怕，解決問題就是解放生產力，問題所指就是經濟發展潛力之所在。中國在法制化市場化機制、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關鍵核心技術、金融服務等諸多領域與發達國家還有巨大差距，還有許多“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有待借鑒吸收，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發展空間巨大。
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改革開放初期“無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解放了生產力，試探出了一條路；但正如公眾號“俠客島”所言，“以前粗放型的改革思路還行不行？“紅燈繞道走，黃燈闖著走，綠燈搶著走”的綠林心態還要不要？大膽闖大膽試的邊界在哪里？怎樣讓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前行？”
跑馬圈地、野蠻生長的人口紅利和流量紅利時代已經結束了，精細化管理深耕細作挖掘存量價值意味著錢越來越難掙。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從“貓論”走向規范化、法制化、市場化、全球化，這個過程會讓很多人不習慣，很多過去十年二十年掙快錢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但是確實國家發展之必然道路。
美好生活要靠勞動創造，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就是國家發展的最大動力。中國有接近14億人口，只有一半常住在城市，其中只有一半生活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成渝等城市中，更是只有不到5%常住在北上廣深的城市中，發展潛力依然巨大。
不能驕傲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馬云說：“指點和抱怨很容易，但真的自己去干也很復雜”。與其怨天尤人等待著符合自己期望的政策機會和外界環境的改變，不如真切努力奮斗向前主動去改變生活。只有不斷向前，不斷進取，才能走出陰霾，走向陽光，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2019，悲觀者可以持續悲觀，而前行者將繼續前行！
作者簡介：王驥躍先生，國內領先券商前保薦代表人，投行界著名人士，關注證券一級市場和并購重組，對宏觀經濟形勢和企業經營模式有獨到見解，著有《夢想與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弈（2004-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