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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出“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浙江為何如此招人喜歡
發布日期:2022年03月25日瀏覽次數:次

要論“人才友好”,少不了浙江。
前有“大學生創業失敗政府買單”登上熱搜,浙江人社廳電話被打爆,后有浙江多地出臺人才落戶、購房優惠政策,加碼補貼爭奪人才,讓“有錢任性”的浙江頻頻“出圈”。
如此開放的大門讓更多人愿意走進浙江。
近段時間,全國多個省份陸續公布2021年人口數據。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已發布常住人口數據的21個省份中,浙江以人口凈增值72萬首次超過廣東,位列全國第一。
72萬人的增量僅用了一年時間。對比2020年末常住人口的6468萬人,浙江2021年常住人口達到6540萬。這相當于在一年時間,浙江增加了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備注:按照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
當下,人口支撐著城市發展的基礎,也意味著一座城市的未來繁榮指數。人口的重要性,遠比真金白銀更關鍵。
作為“人口凈增冠軍”,浙江要保持這份優勢,就要逐步解決內部隱憂:省內區縣發展不一,帶來人口分布與增長變化的問題;人口自然增長率跌至1978年以來新低。
當人口紅利消退,生育隱憂難解,浙江如何握住經濟社會發展密碼?
流入:為何來“浙”里?
從浙江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后,來自寧夏的小馬選擇留在杭州。“大學四年時光,讓我對浙江很有好感,畢業后也順利找到工作。家人也很支持我留在杭州。”
人口流動大潮中,越來越多人和小馬一樣,選擇來“浙”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有1618.6萬人從外省流入浙江。
對照浙江的人口規模,這部分省外流入的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比例的25.1%。這一數據在全國居首位。
這樣的流入規模較10年前增加了436.2萬人,增幅高達36.9%。
人口流動是一連串事件的結果,是對整個經濟環境和社會體系的反應。而“小馬們”用腳投票的背后,是浙江區域競爭力的突顯。
“吸引人的城市一定是具有較好的就業創業機會、收入待遇和生活環境。從這三個方面看,浙江具有很好的基礎。”北京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李曉壯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浙江向來有“敢為天下先”的闖勁,更重要的是,浙江市場主體多元,具有扎實的民營經濟基礎,能夠為勞動力提供多樣的就業發展空間,具有較好的社會階層流動性。
在義烏做玩具批發生意的老板王明看來,留在浙江的理由簡單而直接:“這里有錢賺。”
經朋友介紹,2002年,安徽人王明第一次踏上義烏的土地。從學徒做起,王明一路趁著機遇發展,如今已是一家外貿企業總經理。“公司現在十來個人,都不是本地的。”
之所以選擇到義烏發展,他直言就是看中“義烏”這品牌。“一說小商品,全世界都知道義烏。我們是做玩具批發,這里就是做批發的,辛苦一點,把市場一點點做起來。”如今,王明也攢了點錢,孩子也在義烏上了學。
人才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動力。浙江的野心絕不止是當“人口凈增冠軍”。
按照《浙江省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浙江提出到2035年全省常住人口將在7400萬左右。照此目標,浙江每年至少要增加63萬常住人口。
良好的營商環境已經鋪就,但城市的吸引力仍有待進一步放大。而政策適時入場,為引人來“浙”再添了一把催化劑。
“在浙江,大學生想創業,可貸款10—50萬元,如果創業失敗,貸款10萬元以下的由政府代償,貸款10萬元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償80%。”在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推進情況發布會上,浙江人社廳負責人提到的消息隨即引起熱議,不少網友直言政策足夠吸引,“別攔我,我要去浙江”。
此外,高校畢業生到浙江工作,可享受2萬至40萬元不等的生活補貼或購房租房補貼。大學生從事家政、養老和現代農業創業,政府給予10萬元的創業補貼,大學生到這些領域工作,政府給予每人每年1萬元的就業補貼,連續補貼3年。
人才友好的政策,吸引了眾多目光。醫學博士劉夢(化名)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在浙江寧波落戶后,獲得超過30萬元補貼,讓她愿意留在這里奮斗拼搏。
不僅是高學歷人才,浙江同樣歡迎普通勞動者。
2021年7月,浙江研究起草《“擴中”“提低”行動方案》,重點關注技術工人、科研人員、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高素質農民、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進城農民工、低收入農戶、困難群體9類群體,目標是到2025年,力爭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萬元群體比例達到80%,20—60萬元群體比例達到45%。
內異:溫州難保“人口老二”
各路人才從全國蜂擁而來,但不容忽視的是,浙江內部的發展差異依舊存在。
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在2021年凈增的72萬常住人口中,三分之一的都在杭州,人數達23.9萬,遠遠超過其他各城市。位列增量第二的寧波市新增人口12.4萬人。衢州、麗水、舟山三地新增人口則在1萬人以下。
目前,杭州常住人口為1220.4萬,溫州和寧波緊隨其后,分別為964.5萬和954.4萬,離“千萬人口大城”僅一步之遙。
對溫州來說,這一“成績單”并不算優秀。2020年前,溫州還是浙江第一人口大市,但在2021年被杭州超過后,溫州人口增速放緩,面臨寧波猛追的勁頭,第二的名號似乎也難以保住。
溫州地處浙江南部,山少平原多,自古以來就吸引了眾多人口定居。改革開放后,也憑借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率先迸發出活力。
然而,在如今的區位格局下,溫州地處長三角、粵閩浙兩大城市群的邊緣地帶。交通區位優勢不足、城市能級不高,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逐漸降低。
這種趨勢在一種蔬菜的成交量上也能看出端倪——辣椒。溫州人本不吃辣,但由于來自云貴川等地人口多,在2012年、2013年,辣椒銷量一度進入“十大蔬菜”排行榜。2014年之后,溫州飯桌上的辣椒開始減少,平均每天成交量減少近10萬公斤。
“這幾年房租價格漲很快,很多外地人就離開了。工廠招工也難了,以前要求18-30歲,人都搶著來。現在要求都放寬到50歲了,工人還是很難招。”溫州本地人張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不僅如此。浙江各地發展速度不一,更多外來人口流入杭州、寧波等發達地區。而在浙江內部,每年也有數萬名來自麗水、衢州的人來到省會城市尋求發展機會。
這種趨勢為浙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浙江內部出現了經濟發展、產業布局不平衡的情況,進而帶來人口分布與增長變化不平衡的問題。”IPG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一問題還需要省內各地梳理自身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掘自身的資源稟賦與市場機遇,構筑基于比較優勢的自身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對人口布局失衡的調整與改變。
在李曉壯看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而是要把“蛋糕”做大,才能水漲船高。當“蛋糕”做大了,浙江還是能夠較好地分好“蛋糕”,使多數人獲益。
“浙江作為經濟強省,GDP總量排在全國前列。雖然浙江有山有水有平原,但城鄉一體化程度比較高。這也是原有鄉鎮企業打下的基礎,后續全域土地綜合治理等一系列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政策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自然地理條件下形成很好的宜居環境。”李曉壯說。
時代周報記者注意到,設立共同富裕示范區以來,浙江聯合國家部委出臺了一系列推動共同富裕的相關政策。改革尚未滿周年,隨著政策逐漸落地,試驗深化,利好的外溢效應也會逐漸凸顯,政策紅利也會逐步釋放,對于穩預期引導預期起到積極作用。
在浙江公布的共同富裕示范區首批試點名單中,縮小地區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收入差距分別為三大領域,包括麗水市、溫州泰順縣等15個試點。
隱憂:自然增長率創44年新低
外來人口涌入,推動浙江人口機械增長率水漲船高。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浙江的自然增長率并不樂觀。
2021年,浙江人口出生率為6.90‰;死亡率為5.90‰;自然增長率為1.00‰,創下1978年來新低。相比全國0.34‰的自然增長率,浙江也有明顯差距。
具體到地級市,麗水市人口零增長,湖州、紹興、衢州、舟山人口已負增長,舟山自然增長率甚至已跌到-2.9‰。
“自然增長率下降的原因,還是老生常談的若干點,包括教育普及水平、識字率、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經濟回報上升,教育投入、撫養成本等顯性撫養成本上升,社區和大家庭解體、核心家庭流行等隱形撫養成本上升等,這并不只是浙江才有的現象。”產業研究專家史一哲認為。
同樣是經濟發達省份,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率達4.52%。究其原因,浙江人口結構是造成自然增長率低的主要原因。
2021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歲的人口占66.8%,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為926萬人,占比為14.2%,比上年上升0.9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標準,浙江已進入老齡社會。
此外,浙江的性別失衡問題格外嚴峻。全省常住人口性別比為109.5,遠高于全國的104.88。時代周報記者根據《2021年浙江統計年鑒》測算,35歲以下青年性別比高達116.06。
目前,各地推出多項舉措鼓勵生育。浙江也不例外。
根據浙江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營造育兒友好環境,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險政策,優化生育休假制度,大力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
放眼全國,浙江解決這一隱憂的經驗,或許未來能在更多地區適用。
浙江大學人口大數據與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米紅認為,可以預計,未來幾年將是浙江人口發展特征轉變的過渡時期,數量型人口紅利的窗口期將逐漸關閉,外省人口的流入仍會是未來浙江保持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米紅認為,浙江應繼續大力鼓勵人口跨省流入,通過實現人口的機械增長來帶動常住人口的增長;其次,充分挖掘質量型人口紅利,提高基礎教育教學質量,提升省內高等教育覆蓋率,進而增加人力資本存量和綜合人口素質;還要釋放老年人口發展潛力,在加大多層次養老服務供給基礎上,擴展老年人口的生活空間與選擇。